封控三年，每个人都需要一场旅行来治愈
一月份全面放开之后，我便立刻出国旅行了。距离上一次出国，已经是三年半之前。在国内封印了三年，逐渐被健康码、核酸码、行程码掌握了命运，经历了黄码、红码、居家隔离、集中隔离，人生的活动半径从地球卷缩到几平方米的卧室。
剧情反转很快，新冠席卷全国，绝大部分人已经感染，我是少数的还没阳过的群体中的一员。即便未曾阳过，但精神上的后遗症早就落下。会梦见排队做核酸，还会梦见被拉去集中隔离，突然半夜惊醒。
这三年，对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，仿佛是一场长长的噩梦，醒来还会觉得头脑昏沉。现实很魔幻，缺乏真实感，分不清噩梦是不是结束了，还是又进入了另一个梦。要治愈自己的心理创伤，我选择老办法：旅行。
久违的印尼，熟悉的旅行
我的旅行目的地选择了气候温暖，不需要核酸就可以落地签入境的印尼。这是我第二次去印尼，上一次是八年前，算是旧地重游。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，在异国他乡最熟悉的就是碰到旅游骗局。一个老人家热情的带我去逛周围的旅游景点，最后索要导游费；的士司机听说我要去看演出，欺骗我说那个演出已经暂停了，要带我去别的地方。一路上，我开动脑筋，小心翼翼，防止掉入陷阱。这些陷阱骗局总比国内健康码变色来得有逻辑，也容易预测得多。
看起有点混乱，实际上周围充满了活力，毕竟印尼是个年轻人口占主体的国度。街上充满了各种不需要营业执照，没有固定营业场所，自由移动的小生意。雅加达街头随处可见的移动面包店叫Roti Liong，通常都是年轻男子用一个担子挑着两个橱窗的面包，随处游走，价格便宜。这种小生意从60年代开始在雅加达街头流传开来。此外，还有人卖小吃、卖水果、卖玩具，还有收废品的，乃至作画的艺术家。他们有用车推的，用肩挑的，甚至用头顶的，想尽各种办法谋生，每个人似乎天生都是做生意的料子。当然，这还要归功于街上也没有中国的城管。
在街头移动的面包店（图/无畏）
三年多没有吃过真正的外国菜，面对香辛料满满的印尼菜，一开始胃口还不适应。旅行的第二天吃了一碗鸡肉汤（Soto Ayam），一口下去之后整天的胃都是火辣辣的。度过了适应期，我就开始用手抓饭吃了。事实证明，有时候用手抓起来吃，比用筷子夹着吃更香。只是太辣的东西我仍然吃不下，比如巴厘岛名菜贝嘟嘟鸡（Ayam Betutu），嘴皮都快被辣破了。吃饭的时候，还是先要和店家确认下饭菜是否不辣。
米南佳宝传统餐厅的“盛宴”（图/无畏）
倘若真吃不惯，还可以选择早已融入印尼的闽南菜系，来一碗肉丸汤，配上面、米粉或者粿条。有趣的是，闽南语的面、米粉、粿条也原封不动传入印尼语，叫做mi、bihun、kewtiau。街上还可以吃到肉包子，印尼语和闽南语一样，称之为bakpao。
印尼华人菜的菜单（图/无畏）
吃饭的时候配上一杯浓郁又便宜的鲜榨热带水果汁，如榴莲汁、牛油果汁、莲雾汁、火龙果汁、番石榴汁，或者整一个椰子，喝完椰汁再挖椰肉。更让人欣喜的是，吃饭时候还能听到好听的音乐。印尼的流行摇滚乐从196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，即便在苏哈托独裁时期也没有间断。现在在各种餐厅、酒吧、商场、广场都能听到乐队现场演奏的音乐，悦耳动听，充满活力。
科技在发展，时代在前进。相比八年前，印尼变化巨大。从雅加达机场到市区有了崭新的地铁，打车软件Grab让我再也不用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，甚至还可以用软件打摩的，扫码支付也遍布大街小巷。几乎所有人都在用whatsapp，年轻人用instagram，facebook似乎已经是老年人的社交媒体。至于中国人用的微信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。
印度的OYO连锁住宿品牌席卷印尼，经常可以看到OYO标示的旅馆。同时，住宿的种类又多了一种“homestay”，即直接住进当地人的家里，即便许多实际就是旅馆。八年前，在泗水认识的一个学汉语的穆斯林大学生，现在她搬到了雅加达，改信了佛教，从此摘掉了头巾，穿上了短裙，还开始了自己的旅行。
多元化的国度
这次我去了爪哇岛、苏门答腊岛和巴厘岛。相比中国到处是色彩单调的高楼大厦、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，印尼各地充满地方特色。雅加达是印尼最现代化、最拥挤的城市，但是真正的高楼大厦也仅仅是市中心的几座，城市里还散落着贫民窟。走进Glodok的华人区，到处挂着红灯笼，随处可见熟悉的庙宇，只是在发现没有华人会讲华语时，才知晓这是在印尼。
落地苏门答腊岛东部城市巴东（Padang），沿路布满五彩缤纷的清真寺，屋顶尖角直至蓝天的米南佳宝传统建筑更让人眼前一亮。巴东市中心还建立了一个米南佳宝（Minangkabau）风格的大清真寺，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。但是，清晨寺打乱了我原本的作息时间，凌晨四点多，我就被清真寺喇叭传出的声音唤醒。往窗外一看，发现周围已经是灯火通明，人们纷纷起床沐浴礼拜，祈祷声音此起彼伏。
清真寺旁边是华人的神庙（图/无畏）
一到巴厘岛，仿佛进入了鬼神的世界，印度教神庙甚至建到了人们的家里，一开始分不清眼前到底是家还是庙。闯入鬼神的博物馆，眼前各路印度教魔王尖嘴獠牙，凶神恶煞，又见各种开膛破肚，你死我活。后来方知，巴厘岛新年前夕也像我老家潮州一样要“游神”，不过游的正是这些鬼怪。夜幕降临，几十个裸露上身的男子围坐在印度神庙前，口中念到cak、cak、cak，在这些诡异的喊声中故事的角色登场，演绎着《罗摩衍那》的神话故事。
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语言。印尼语相当于普通话，在雅加达处处可以听到，但是巴东讲的米南语，巴厘岛讲的是巴厘语。我这个外国人充其量也只是学了点印尼普通话的皮毛，还好足以和印尼全国各地的人进行日常交流。
正如印尼国徽上的古爪哇语国家格言“Bhinneka Tunggal Ika”：在多元性中统一。印尼由1.8万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，居住着1300多个民族，使用700多种语言。1945年二战之后，印尼才摆脱了荷兰人和日本人成为一个现代国家，人类学家安德森（Benedict Anderson）称之为“想象的共同体”（Imagined Communities）。
认识的人比过去三年都多
短短的三个星期，我在印尼认识的人、说的话、学到的东西比在国内被封控的三年还要多。八年前到印尼旅行的一个月曾边旅行边学习印尼语，但是多年不练习已经忘记许多。在国内三年封控期间，唯一学习语言的方法只能通过网络，连真正讲外语的环境都没有。终于，我又开始自由移动，一落地尘封多年的印尼语就被激活，学习语言的环境随处可得，周围所有人都是老师。
在博物馆，一群羞涩的女大学生鼓起勇气，用不熟练的英语找我攀谈，发现我会点印尼语之后，她们才松了一口气。我上大学时，跟外国人讲外语也是战战兢兢。如今，行走世界多年，学外语、讲外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
在雅加达的青旅，遇到从加里曼丹岛过来的印尼客家人陈大哥。面对面进行华语和印尼语的语言交换，他还介绍了很多好听印尼的歌曲。
1966年，苏哈托开始“新秩序”（Orde Baru）的统治，印尼华人受到整个社会的排斥，华语教育禁止，华人不能过传统节日，甚至名字也要改为印尼名。如今，虽然印尼全国各地都有华人社区，但能讲流利华语的人已经很少见，这与华语兴盛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除了语言之外，其他传统仍然保留，印尼华人的春节甚至比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更热闹，更有年味。印尼将春节称为阴历新年（Tahun Barun Imlek），而且还是国家法定的公共假期。
在印尼在巴东海边的旅馆，晚上碰到了一群刚从海岛过来的商人，告诉我岛上檀香木的商机。他们说，在疫情前很多外国人来巴东，欧美人从这里坐12个小时的船去海岛上冲浪，就是中国人有生意头脑，都去做木材生意。疫情爆发以来，游客锐减，去年才开始恢复。现在除了巴厘岛之外，在其他地方外国游客还很少见。
在山中小镇沙哇伦多（Sawahlunto）住进了真正的homestay。热情的阿姨家讲她一家人去中国旅行的故事，还给我看在中国买的龙舟模型，说这是玉，但明显就是树脂产品，看来她在中国也遇上了旅游骗局。阿姨做早餐，做晚餐，照顾无微不至，临行前还送了一大包印尼的小零食，让我一路上嘴巴歇不下来。
三年过后，我总算再出发，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更知晓自由的可贵。对于被封控多年的我们，既不是内卷，也不是躺平，唯有来一场旅行，才能治愈我们。
旅行的目的地，可以是过年回家看看父母，也可以带着孩子去郊外，还可以到国外旅行。不论时间长点，距离远近，摆脱各种码的限制，自由移动，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，才是最好的治愈。
人生在世，要活在世界上。新的一年，继续无畏的旅行。